我们是诚实的“贼”（1）

试用期一过，人事部通知给我们办工作证，我很高兴。

文件送上去三天就有结果，其他人的都批了，唯独我的不批，又不告知原因。我跑到珍珠大厦劳工部去查询，人家说是有单位给我申请，已经批准半个多月了，却不告诉我是哪一家，说泄露个人机密是违法的。我不服气，觉得资料被人家乱用，有权查清。

于是，我急三火四地跑到最高层楼，要求见最高长官。如此磨破嘴皮，委屈的眼泪也泉涌而出，人家才安排我见了一个官员，是不是管事儿的我不知道。这个官员告诉我，劳工部没有权利帮我查询，只能对警方开这个方便之门。

“我觉得很委屈，干嘛申请我的工作又不告诉我呢？”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申诉着。

“到了新加坡要学会忍耐，没有办法的。”官员也无奈地劝说。

我只好就近到警署报案。警察打了一堆电话后，提示我说：“你到什么清洁公司找工没有？”

“找了，但不记得都是哪家了。”我搜索枯肠地回忆着。

“欧南园那边有去过没有？”

“去过，可是那家我说了不要做的。”

“你到那边问一问，可能是他们为你申请的工作证。”

谢过警察，我急忙奔向欧南园。

一路上，我只在哀叹自己命苦，怎么就如此倒霉呢，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让我赶上。

家里兄弟姐妹几个，除了我之外，个个顺利跨进大学门槛。造化弄人，偏偏是我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，政策变成对口单位出学费。我那个时候是名副其实的三不管：下乡的农村不管我，因为我的父亲十年冤案昭雪，我们不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；沈阳市我爸爸的单位不管我，因为我爸爸的平反公函还没有发出来，平反通知是口头的；那时候我们家搬到县城住了，县城没有我们的户口自然也不管。就那么几百块人民币，妈妈要给我举债，我不同意，大学梦就成为泡影。

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不甘沉沦，一边喂孩子吃奶，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。如此，我通过完全自学，参加了夜大高考。接到入学通知的时候，孩子的爸爸腰脱了要住院治疗，结果，我好不容易抠牙缝积攒的学费都赞助医院了。

眼下，别人都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，我却偏偏出了问题，正所谓屋漏偏遭连阴雨，船破偏遇顶头风。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放屁就砸脚后跟。

我心事重重地来到欧南园曾经找工的地方，好不容易见到清洁公司的老板。老板很年轻，也就三十多岁，华人。他承认帮我申请了工作，是拿我留下的护照复印件申请的。

“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”我不开心地问他。

“你不是说不要来做吗？”老板冷冷地回答。

“是啊，我晚上回到家就打电话告诉你不做这份工，薪水那样少我不够生活。干嘛还给我申请呢？”

“那你现在要不要做？”老板避重就轻地问我。

“不做。给我割去吧，那样的薪水我真的没有办法抚养女儿。”我牢记劳工部官员的劝告，不敢没耐性，强忍不满情绪以请求的语气和老板说。

“我现在没有时间，你明天再来吧。”老板不耐烦了。

“可是我现在不能够申请其他工作了。”

“那就来这里做工喽。”老板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“不行啊，每个月七百五十块，工作十二个小时，两个星期休息一天，离家里又那么远，车费也要一笔钱，我怎么在新加坡活下去呢？给我割掉吧。”我哀求着老板。

“你再唠叨我就拖你两个月到批件自然作废，看你怎么找其他工作。”老板恨恨地一边警告我，一边走开去。

“老板行行好吧，我要养孩子啊！工作已经找好了，就因为这个批件而不能申请，老板就放我一条出路吧。”我跟在老板后面，乞丐一般地哀哀乞求着。

“你再跟着我就不给你割。”大概是怕影响形象，老板威胁我离他远一点。

“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割？”我还是紧紧跟着他，不得到一个明确答复我不甘心。

“明天吧。今天劳工部放工了，割不成。”老板仿佛良心发现。

“一定啊？”我还有些战战兢兢。

“回去吧，我说割就割，不割你也不来做工。”老板以这种手段留下了一些人做工，看我决计不做吧，只好放弃这种“努力”。

我相信了他，违心地千恩万谢一番，私下里早已经“问候”他的世宗八代一百八十遍了。

这件事情我不敢和头手讲，怕他们不给我申请工作了，以至于我被误会有什么不轨行为而被拒批。牛金金向头手保证我很规矩，但头手还是不敢让我连续工作下去，请安妮帮我写了一封给劳工部的上诉信，就让我先不要到公司了，暂时留在家里等消息。

隔天，我拿着安妮写给劳工部的上诉信，早早赶到劳工部与那家老板会合，一边割了那个令我头疼的工作批文，一边递交我的上诉信。